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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電訊
中評論壇:中美關係走向與兩岸關係
2019-05-20 00:09:54


【論壇現場】


【王鍵】


【陳士良】


【王衛星】


【鞠海濤】


【謝郁】


【張仕榮】


【樊吉社】

  中評社香港5月20日電/上海市公共關係研究院、中國評論通訊社不久前在中評智庫基金會會議室舉辦座談會,邀請解放軍軍事科學院首席專家暨博士生導師王衛星少將、上海市公共關係研究院院長陳士良研究員、中央黨校一國兩制與國家統一研究所所長張仕榮教授、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涉台事務研究中心主任謝郁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戰略研究室主任樊吉社研究員、國台辦海研中心副主任鞠海濤與會。座談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上海市公共關係研究院執行院長王鍵主持。與會者圍繞中美建交四十年來中美兩國關係的發展,以及《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以來兩岸關係的發展及未來可能發生的重大變化,各自給出了精辟的見解。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5月號以《中美建交暨兩岸關係四十年》為題,詳細刊登了與會者的發言。文章內容如下:
  
  王鍵:開場白

  此次研討會的舉行,旨在集思廣益,梳理中美關係發展40年的經驗與教訓並分享推動兩國合作交流的真知灼見,同時也回顧《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年以來兩岸關係的歷史軌跡。

  在40年前的冷戰形勢下,中美共同面臨的安全利益超越了台灣等問題構成的障礙,促成了兩國建交,而1979年中國開始實施的改革開放又極大拓展了兩國的共同經濟利益。回顧中美建交40周年,國際形勢滄桑巨變,中美關係也經歷了跌宕起伏。中美關係有變化的部分亦有不變的部分,今天仍然能夠找到中美關係發展動態中始終保持“不變”的若干“基本面”:第一,維持中美關係正常發展的戰略重要性沒有變;第二,中美持續穩定的戰略合作、互惠受益的基本事實沒有變。
  雖然中美面臨結構性對沖,但在重塑中美互動模式的過程中,應當積極尋找共同利益、增強相互戰略信賴;不僅擴大經濟合作面、更要探索新的合作形式、創造更多的“穩定劑”和“壓艙石”;雙方應辯證看待差異與爭衡、理性處理若干分歧,對接中美兩國的發展戰略,讓良性競爭推動中美共同進步。

  2019年也是《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對此,《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年來的發展歷程證明,兩岸關係好,台灣才有前途,廣大台胞才有光明未來。同時也告訴我們: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台獨”,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前提。

  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發表重要講話,鄭重提出了五點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主張,其核心就是統一。這五點主張,科學回答了新時代如何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團結台灣同胞共同致力於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和祖國和平統一的時代命題,為我們指明了今後一個時期對台工作的基本思路、重點任務和前進方向。

  就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的重要精神,我有三點體會:其一,以1949年9月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為案例,深入研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在新時代條件下對台工作與統一大業的特定功能;其二,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是未來我們開展對台工作、引領兩岸關係健康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建議對台部門結合國內外發展變化的新形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頒佈一份新時代條件下的《台灣問題白皮書》,把祖國對統一大業的呼喚與決心直接訴諸於台灣同胞及海外僑胞。其三,建議設立國家統一委員會,統籌兩岸統一事務。
  陳士良:創造機會  營造有利於國家統一的國際環境

  1978年12月18-22日,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接著,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同日,全國人大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佈和平統一的基本方針。這兩個影響深遠的大事在同一天發生,絕非偶然,而是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繫。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也是《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1月2日,黨中央召開了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大會,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重要講話,全面闡述我們在民族復興偉大征程中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重大政策主張,具有劃時代意義。重溫40年前的這兩個歷史大事,是為了更深刻地理解中美關係和和平統一之間的內在聯繫,並為今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提供一些啟迪。

  這裡,我想就此談一些個人的看法。

  第一,台灣的命運與中華民族的命運休戚相關

  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但是由於台灣在地理位置上處於中國的東南邊陲,在歷史上,台灣與中央政權的關係就經常隨著中央政權的興衰而發生變化。當中國強盛時,兩岸就統一;而國家弱亂時,台灣被外國強權佔領。這幾乎是台灣的宿命。就近代而言,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清王朝開始衰落,台灣在1895年被日本割占。1945年,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取得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台灣隨之光復,重回祖國懷抱。新中國成立後,當時國力仍比較弱,1950年因朝鮮戰爭爆發,台灣再度被納入西方勢力範疇,一直延續至今。所以,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的講話中所指出的,“台灣問題的產生和演變同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命運休戚相關”。
  今天,中國國力日益強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經指日可待。中國的強大,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創造了最重要的條件。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在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把國家統一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統一起來,提出了“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的論斷。習近平總書記在1月2日的重要講話中更進一步指出:“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這是70載兩岸關係發展歷程的歷史定論,也是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第二,解決國家統一問題,需要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

  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關鍵是靠中國自身的實力。衹要中國不斷發展進步,實現國家統一是必然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外部勢力干預是台灣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它至今遲遲無法解決,一個重要因素也是外部勢力的干預。要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和平統一,仍需要有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

  從兩岸70年的發展歷程看,當國際環境有利於我之時,對台灣問題的解決就有很大的幫助。在上世紀70年代,美蘇冷戰進入最緊張的時期,中蘇交惡也開始公開化。中、美、蘇的大國博弈出現了新的局面,美國和中國都需要與對方合作,共同抗衡蘇聯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態度有所改變,開始與新中國接觸。1972年尼克松訪華,1979年中美建交。這為解決台灣問題創造了歷史機遇。中國領導人敏銳地把握住了機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提出“和平統一”的政治主張。隨後,中美在1982年就美國對台軍售問題達成共識。這就是“八一七公報”。美國承諾“不尋求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準備逐步減少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

  所以,從中美建交和中國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的過程看,當國際格局、外部環境朝著有利於我的變化時,對於國家統一是非常有幫助的。

  第三,冷戰結束後,美國對台灣問題的態度日益消極

  如果我們把中美建交以來40年的中美關係劃分階段的話,我這裡借用陶文釗先生的觀點,那麼,這40年可以以冷戰結束為分界線,分為冷戰時期和冷戰後時期兩個階段。這兩個階段的中美關係在性質上有很大的變化。
  在冷戰時期,從尼克松總統訪華到兩國關係正常化,再到里根總統時期,兩國關係發展的最基本驅動力是對抗蘇聯的戰略擴張。但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之後,對抗蘇聯擴張的戰略基礎由此消失。這對於中美關係的戰略基礎幾乎是釜底抽薪。美國方面隨之產生的問題是:美國是否還需要中國?特別是美國還有一些政界和學界人士認為,既然共產黨執政70 多年的蘇聯都可以迅速地分崩離析,那麼中國有可能步蘇聯的後塵。所以蘇聯解體後,在美國出現“中國崩潰論”的論調。

  但中國沒有崩潰,反而不斷發展壯大。於是美國又出現了“中國威脅論”的聲音。到了新世紀之後,“中國威脅論”就變得比以往更加現實和突出。2010 至2011 年前後,美國戰略界達成共識:今後數十年,中國將是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主要挑戰者。美國一些右翼人士還把制約中國發展作為美國的首要任務。

  所以冷戰結束之後,中美關係原有的戰略基礎沒有了,中美關係一直處於波動之中。1999 年發生了“炸館”事件,2001 年發生了南海“撞機”事件,奧巴馬政府時期推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利用亞太地區的一些多邊機制約束中國,打著“航行自由”的旗號在南海挑起爭端,執意在韓國部署“薩德”導彈系統。特朗普上台之後,又推出“印太戰略”,挑起中美貿易戰。

  在這裡,我們必須說,鄧小平對中美關係的定位非常的高瞻遠矚。中美建交之初,雖然美國發展中美關係的主要目的是要拉中國對抗蘇聯,但鄧小平並沒有因為蘇聯的威脅而在政治上和安全上倒向美國,而是把中美關係正常化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大戰略的組成部分。

  事實證明,鄧小平對中美關係的這種定位是非常正確的。幾代領導人都一以貫之地堅持了這個定位,為中國的崛起和確保戰略機遇期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很好地服務於中國的現代化大業。正是得益於中國歷任領導人的努力,中美建交後,兩國關係在政治、經貿、軍事、人文和技術轉讓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兩國關係的基礎逐漸變得多元。特別是兩國經貿關係,持續為兩國關係提供新的動力。正是因為中美關係的全面性發展,中美關係才經受住了冷戰結束的衝擊,也基本經受住了特朗普上台後的暴衝。
  但是美國與中國進行合作的既有戰略基礎缺失之後,美國對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的態度變得更加消極。美國遲遲不肯認真執行“八一七公報”。近年來美國對台軍售不斷升級。如果不是台灣實在是拿不出更多的錢,美國賣給台灣的武器還會更多。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更是大打台灣牌。美國先後兩年都通過了強化美台軍事關係的“國防授權法案”,通過了提升美台官方互動的“與台灣交往法”。這些都顯示,美國對台灣問題的政策逐步從“不反對兩岸統一”到“不支持兩岸統一”,發展到今天的“干擾兩岸統一”。

  隨著大陸的發展壯大,兩岸的實力對比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兩岸統一的內部條件正在形成。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吹響了和平統一的號角。未來將有越來越多的台灣民眾認識到,台灣的前途繫於國家統一,台灣同胞福祉繫於民族復興。但是兩岸要實現和平統一,尚需要進一步創造有利於統一的外部環境,增加美國和周邊國家對兩岸統一的接受度。

  第四,做好戰略謀劃,營造有利於和平統一的國際環境

  過去四十年中國的發展,在很大意義上是順勢發展和借勢發展,利用既有的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來發展自己。從現在到建國100年,也就是未來的30年裡,中國是不是能繼續在現存的國際體系裡崛起,或者要突破這個體系,甚至另建一個體系?這是一個很大的戰略判斷。中國做出怎樣的判斷,將會直接影響到中國能不能成功崛起。

  首先,塑造國際秩序需要超強的國力。美國在二戰後之所以能夠塑造國際秩序,一個根本的原因是美國的國力。而中國目前仍然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中國的發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距離美國這樣的國力還有很大差距。

  另外,塑造國際秩序也需要得到本地區國家的普遍支持,需要得到國際社會,尤其是各大國的普遍支持,中國距離這樣的國際支持還有較大差距。實際上,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周邊國家對中國反而產生了種種疑慮。比如中國與東盟的經貿關係算是比較密切的,但是戰略互信卻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另外日本、韓國對中國的崛起也存在疑慮。

  從這兩個方面來看,中國目前仍然不具備塑造國際新秩序的能力。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完全屈從於既有的國際秩序框架。事實上,近些年來,中美“兩強並立”越來越成為國際政治的一個重要特徵,兩國關係越來越多地涉及國際秩序問題。例如中國同美國合作應對朝鮮半島核危機、金融危機、全球氣候變化,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等。特朗普當政以後,我們雖然暫且不用“新型大國關係”這個說法了,但精髓還在,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這三條依然是中國發展同美國關係的指導性原則。
  所以,我借用陶文釗先生的看法,中國未來將既不是完全被束縛於現有的國際秩序之內,也不是另起爐竈,建立一個全新的國際秩序,而是走第三條道路。一是通過處理與美國的關係,不斷塑造中美關係,不斷讓國際秩序朝著更公平合理的方向改進;二是在某些特定領域,通過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推動現有國際秩序的局部改善。通過這種方式,為民族復興創造最多的時間和空間。

  就台灣問題而言,我們要創造一個有利於和平統一的外部環境,必然是秉持同樣的思路。我們不是要通過重建東亞秩序來解決台灣問題,而是循序漸進地改進東亞秩序,為解決台灣問題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的講話指出,“中國的統一,不會損害任何國家的正當利益包括其在台灣的經濟利益,衹會給各國帶來更多發展機遇,衹會給亞太地區和世界繁榮穩定注入更多正能量,衹會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世界和平發展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更大貢獻”。

  從這個講話看,我們要創造有利於和平統一的外部環境,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兩岸統一要能夠讓東亞各個國家獲益,而不是受損,二是兩岸統一要能夠讓亞太地區更加繁榮穩定,三是兩岸統一要能夠為世界和平發展和人類進步事業有所貢獻。

  所以,要營造有利於統一的國際環境,我們一方面要善於順勢、借勢,還要學會謀勢。對此,需要我們做好謀劃,並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具體辦法。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的講話中指出“兩岸關係發展歷程證明: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歷史和法理事實,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改變的!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血濃於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認同,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改變的!台海形勢走向和平穩定、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的時代潮流,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的!國家強大、民族復興、兩岸統一的歷史大勢,更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的!”

  統一是歷史大勢,是正道。“台獨”是歷史逆流,是絕路。我們反對國家分裂,推動和平統一,是正義的事業,歷史必定會眷顧正義者。
  王衛星:兩岸統一後  必然要引起未來國家結構理論的變化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強調,“‘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並鄭重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當前,祖國統一進程已經進入實踐階段,落實習總書記提出的重大戰略倡議,應加緊研擬、適時提出相關制度性安排的方案框架,進一步提升“一國兩制”制度設計的感召力,助推實現祖國和平統一。

  台灣問題涉及國體問題,這是完成國家統一面臨的核心問題。當今世界國家協調安排整體與部分之間、中央政權機關與地方政權機關之間關係的國家結構形式,主要有單一制國家和複合制國家兩種。我在2000年讀政治學研究生時,寫的畢業論文就是《台灣統一後的中國政治結構模式探討》,並被評為優秀論文。

  之後,於2004年7月在新華社《瞭望》雜誌第30期發表了約2萬字的《五十年來我對台和平統一政策回顧》文章,將我黨長期以來形成的一套完整的“和平統一”方案,概括為10大方面29項具體內容。後來,專門就《中國政府“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政策的實質內容》,先後為來訪的外國軍事代表團和60多個國家留學軍官及政府官員作了幾年宣講,他們都為這一政策的實質內涵感到震驚,並對台灣當局的行為不可理解。2015年,在《中國評論》7月號,發表了《“一國兩制”與國家結構新模式》。前兩天,結合學習總書記重要講話,在《海研智庫》發表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綜合分析,兩岸在實現統一後,從現存的幾種國家結構形式來看,它既不會是徹底的單一制國家結構,也不會是完全的複合制結構,而是必然要繼承發展現有國家結構形式的內容,引起未來國家結構理論的變化。
  一、“一國兩制”符合兩岸人民現實和長遠的共同利益

  無論台灣問題用何種方式解決,最終的結局都必將是“一國兩制”。在以對話取代對抗、以合作取代爭鬥、以雙贏取代零和的時代大勢下,“一國兩制”是解決兩岸問題的最佳方案。它照顧台灣現實情況,維護台灣同胞利益福祉,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一國兩制”既堅持單一制國家傳統又吸收複合制國家的內涵,實質上是將單一制和聯邦制兩種國家結構形式結合起來,並且在內容上有所突破。

  其一,兩岸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可以並存。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大陸繼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學習台灣有益的經驗;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利用國家統一的合力共同振興中華,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其二,主權與治權得到了完整的統一。既有利於實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統一,也有利於台灣分享合理的治權,能充分地做到統一而不“吞併”,自治而不分離,更好地促進兩岸的共同發展和繁榮強盛。

  其三,使單一制與複合制的國家結構走向結合。在“一國兩制”的條件下,台灣雖然在本質上是屬於單一制國家結構中的地方政府,但其許可權將大於大陸各省的許可權,也大於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許可權。

  比如,“台灣將擁有軍隊”,這是鄧小平當年提出來的。關於這一條,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是沒有的。在現有的單一制國家和複合制國家中,國防都是由中央政府或聯邦政府統一處理,地方政府及成員邦均無權處理國防事務,更無軍隊。各聯邦國家憲法普遍規定:有關全國的外交、軍事、財政、立法等事務均由聯邦政府管轄。在一個主權國家內部,保留並擁有兩支軍隊,世界更無先例。德國國防軍前總監察長施奈德漢上將是當年東西兩德統一的親歷者。我2014年10月率我軍高級軍官代表團訪問德國時,他告訴我,1990年10月東西兩德統一時,在涉及兩支軍隊合併問題時,西德對於東德軍隊人員,衹接收了10萬軍人中的不到5萬人,軍官衹接收了3000名,且年齡均在35歲以下,普遍降一級使用,尚有兩年試用期。其中政治軍官與情報安全部門軍人不予接收,其餘軍官大部分提前退休或轉業,“近200名將軍中除兩人充當文職顧問外,其餘均離開軍隊。”4.7萬名文職人員僅留用1.9萬人,“一個獨立的國家人民軍完全不復存在。”東德末任國防部長特奧多爾·霍夫曼在回憶錄《最後一道命令》中也如此寫到。
  但是,台灣將是個例外,可以單獨處理某些防務事宜。由此可見,中央對統一後的台灣當局,在政策上已經放寬到了何等程度。事實很清楚,讓台灣擁有自衛權和一支獨立武裝力量,是用來抵禦外來侵略,而不是用來防禦自家兄弟的。兩岸統一後,台灣在防務上仍有很大的自主性,我們不會派軍隊去,台灣可以根據抵禦外來侵略和正常防務訓練的需要,購買一些武器(鄧小平語),按照自己的防衛職責,專責保衛台灣地區不遭受外國勢力的侵犯。

  所以,從司法、外交和國防等主要領域看,以“一國兩制”方式實現祖國統一後,台灣將享有的治權,有的相當於複合制國家中的聯邦制國家成員國或邦,有的甚至超過聯邦制國家的成員國或邦。事實說明,“一國兩制”構想無疑是個偉大的創造,它解決了複雜的國家結構問題,既沒有照搬國外的模式,又立足於中國的具體實際,既充分考慮了台灣的現實,使台灣的現行制度和體制不變,又堅持了大陸的社會主義主體地位,完全是符合兩岸人民根本利益的一種新型的國家結構形式。

  二、進一步細化完善“一國兩制”的國家結構新形式

  目前,“一國兩制”在台灣還面臨著巨大阻力,美國插手台灣問題的政策不會改變,而台灣問題久拖不決對我們極為不利。最終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必然要與港、澳有所區別。在這種情況下,不妨考慮以已經提出的優厚政策為底線,對“一國兩制”進行必要的完善和補充,重點是在兩岸共同承擔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責任的前提下,細化“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明確台灣可以擁有下列10種權利:

  一是台灣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授權下自行組成行政機構。統一後的台灣名稱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特別區”。由台灣自己依據《台灣基本法》實行管理,大陸不派人駐台,行政人員也不去,其黨政軍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理。同時,中央政府還給台灣留出名額,其代表可參加中央政府,參與管理國家事務。

  二是台灣的立法權歸台灣自己的立法機關。在中央政府的授權下,其立法機關將由台灣自行組成,並可制定不損害祖國統一和國家主權的台灣法律。

  三是台灣將有自己的行政權。對內可根據自行管理台灣黨政軍系統的要求,制定和實施不同於大陸的政策措施,建立自己的行政管理體系和公共人事制度。

  四是台灣將有獨立的司法權。台灣可保留不與祖國統一和國家主權相抵觸的原有法律,台灣的法院享有獨立的審判權和終審權。
  五是台灣將享有一定的外事權。除外交權歸中央政府之外,台灣在處理對外事務方面將有很大的權力,在中央政府的授權下,可以中國台北或中國台灣的名義,與各國或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簽訂協定,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關係。

  六是台灣地區將有自己的防務權。台灣可保留自己的軍隊,負責台灣的防務和安全,保證台灣地區不受外國勢力侵犯,但以對大陸不構成威脅為條件。

  七是台灣的財政獨立。台灣可根據經濟發展和區內管理的需要,自行開闢財源,自編財政預算決策,自行管理財政事務。中央政府不向台灣徵稅,必要時中央政府還將給予財政補助。

  八是台灣將實行獨立的貨幣制度。台灣可根據需要制定自己的貨幣政策,由特別行政區指定銀行發行台灣貨幣,實行單獨的匯率,自行支配外匯儲備。

  九是台灣可有關稅分區。在一個中國和關稅主權統一的前提下,台灣可設關稅分區,對外單獨徵收關稅,並歸其財源。

  十是台灣將有權簽發中國台灣護照或其他旅行證件等。

  按照這種架構,未來兩岸統一後的中國國家結構形式將是一種全新的模式,實現了堅持一中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台灣地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台灣自身競爭力的有機結合。如果能按照這一模式實現台灣統一,無疑將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在政治學的國家結構學中將是極大的突破和創造。

  但遺憾的是,當前“一國兩制”始終在台灣被貼上“統戰工具”的標籤,被“汙名化”與“妖魔化”,民眾始終處於知之不詳或疑惑不解狀態。1月2日,蔡英文狂言“台灣絕不接受‘一國兩制’”,就是典型的醜化、攻擊“一國兩制”。據統計,在海內外華人廣泛討論中國統一的過程中,不少人士基於不同的政治立場與態度,先後提出有100多種各式各樣解決台灣問題的模式,如“一國兩府”、“一國兩席”、“一國兩區”、“一國三制”、“大中華國協”、“多體制國家”、“聯邦制”、“邦聯制”等,但沒有一個像“一國兩制”這樣內容廣泛,合情合理,符合中國國情和兩岸現狀。這種統一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是共創一個更美好的新中國,體現了“共同締造”的精神。當前,一是不妨考慮以已經提出的優厚政策為底線,對“一國兩制”進行必要的完善和補充;二是要做好對“一國兩制”的研究宣傳,讓老百姓知道它的真實內容。
  鞠海濤:習“1·2”講話乃新時代繼續推進統一之強大動員

  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了題為《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的重要講話。習總書記重要講話全面闡述了我們立足新時代、在民族復興進程中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重大政策主張,具有劃時代意義,是指引新時代對台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必將對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產生深遠影響。通過認真學習領會,主要有以下幾點感想和認識。

  一、鄭重宣示了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中國人民矢志不渝追求國家完全統一的堅強決心和高度自信

  習總書記“1.2講話”開篇明確指出,“70年來,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中國人民始終把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作為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誠哉斯言!70年來,無論遇到多少艱難險阻,歷屆黨中央追求國家統一的堅強決心從來都沒有動搖過,任何努力都沒有放棄過。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為解決台灣問題殫精竭慮,粉碎了台灣當局“反攻大陸”的圖謀,挫敗了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圖謀,爭取聯合國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席位和一切合法權利,促成了國際社會承認一個中國的良好局面,在國力尚弱條件下為解決台灣問題作出了歷史性貢獻。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作出改革開放的決策,確立了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創造性地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科學構想,逐步形成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並推動打破兩岸隔絕狀態,開啟兩岸交流合作的大門。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提出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推動實現兩岸協商談判,堅決進行反“台獨”、反分裂鬥爭。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面對嚴峻形勢,推動制定《反分裂國家法》,挫敗“法理台獨”圖謀,開創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對台工作,面對新形勢,堅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積極作為,牢牢把握兩岸關係發展的主導權主動權,創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推動對台工作取得重大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引領兩岸關係取得歷史性進展。
  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關中國長遠發展,是中國國家核心利益,是中國人民的崇高願望,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是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中國人民無論如何都要完成的歷史性任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邁向“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新征程的大背景下,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展現出更加奮發有為的進取姿態和強烈的責任擔當意識。習總書記在講話中明確指出,“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這是70載兩岸關係發展歷程的歷史定論,也是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民族復興、國家統一是大勢所趨大義所在、民心所向”、“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終結”、“統一是歷史大勢,是正道”、“前進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但衹要我們和衷共濟、共同奮鬥,就一定能夠共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美好未來,就一定能夠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這些重大宣示充滿高度自信,氣勢何等豪邁!預示著在中華民族大發展大作為的新時代,祖國和平統一進程進入了加速推進的快車道;預示著在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這場歷屆黨中央接續奮鬥的“歷史接力賽”中,新一棒必將跑出令人振奮的“加速度”。這些重大宣示強有力地回應了13億多中國人民的重大關切和迫切願望,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堅定維護者,是國家核心利益的堅定捍衛者,是深得民心的高度負責任的執政黨。

  二、鄭重宣示了大陸方面始終堅定追求祖國和平統一的真誠意願

  1979年元旦《告台灣同胞書》宣示了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根本利益,也符合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時代潮流。40年來,祖國大陸一以貫之地堅持和遵循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有力地促進了兩岸關係的改善發展,增進了台灣同胞的利益福祉,也為大陸改革開放和和平崛起創造了穩定的台海環境。兩岸關係40年發展歷程表明,和平統一方針是正確的。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繼續高舉和平統一旗幟,繼續沿著和平統一的正確道路前進。這表明我們追求和平統一的大方向大目標沒有改變,展現出強大的戰略定力和政策穩定性連續性,廓清了外界一些錯誤認識和理解偏差在台灣島內和國際社會產生了積極影響。

  習總書記“1.2講話”再度鄭重宣示了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講話通篇主基調即是和平統一。“攜手推動民族復興,實現和平統一目標;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和平統一前景;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這5項重大政策主張無一不是圍繞和平統一而展開論述,向台灣同胞釋放出了空前巨大的誠意和善意。祖國和平統一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偉業,其艱難度、複雜度遠遠超乎常人之想像!但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中國人民有信心、有決心、有耐心、有實力、有能力、有智慧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完成這光榮而又艱巨的歷史性任務。
  三、為新時代對台工作實現創新性發展指明了努力方向

  習總書記“1.2講話”立足新時代,站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高度,貫通歷史、現實和未來,揭示了新時代對台工作的主題主線,全面擘畫了新時代加快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路線圖施工圖,必將指導對台工作實踐和和平統一實踐取得創新性突破性發展。概言之,講話主要有下述4個創新點。

  一是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習總書記用“5個充分”概括了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原則方向,為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拓展了新空間,賦予“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新的時代內涵,展現出“一國兩制”精神的高度包容性和發展性,是向台灣同胞釋出巨大誠意善意的重要體現。

  二是呼籲“早日解決政治對立”。習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是影響兩岸關係行穩致遠的總根子,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銳意進取,提出解決兩岸政治分歧的基本思路並作出積極探索。尤其是習總書記勇於創新,果斷決策,實現兩岸領導人會晤,推動兩岸關係取得歷史性突破,為未來解決兩岸政治對立提供了借鑒典範。

  三是倡議“兩岸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民主協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優勢和特點。提出兩岸民主協商既是祖國大陸對台灣各界展現包容善意和民主風範,也是對自身政治制度的高度自信。2008年至2016年,兩岸雙方共同開創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兩岸關係總體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但毋庸諱言,兩岸在進一步深化政治關係時遇到較大阻礙,未能達成“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等制度性安排。習總書記的鄭重倡議,指明了未來一段時期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點方向。

  四是提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思路路徑辦法。推動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是習總書記對台工作重要論述的重大創見,豐富了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政策內涵。此次講話進一步提出了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政策理念,基本思路是“中國人要幫中國人”、“我們對台灣同胞一視同仁,將繼續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為台灣同胞台灣企業提供同等待遇,讓大家有更多獲得感”;基本路徑是“積極推進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打造兩岸共同市場”。具體辦法是“兩個4通、1個共享”,即“經貿合作暢通、基礎設施聯通、能源資源互通、行業標準共通”、“率先實現金門、馬祖同福建沿海地區通水、通電、通氣、通橋”,“推動兩岸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合作,社會保障和公共資源共享”。指明了未來一段時期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政策方向。

  習近平總書記“1.2講話”標誌著祖國和平統一進程進入新階段,在新時代起點上邁向新征程,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人心士氣,最大範圍地團結和號召台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和國際社會支持中國統一事業,必將匯聚起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
  謝郁:習近平“1·2講話”是綱領性文件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的重要講話是一篇氣勢宏大、站在歷史新起點、站在全民族利益高度,全面擘畫祖國和平統一前景的重要講話。從目標、實踐、前景、基礎、認同,五個方向勾畫出和平統一的藍圖與路徑,是引領兩岸關係、指導對台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得出兩岸關係發展大勢的結論是:兩個無法改變、兩個無法阻擋。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終結”。這是指明了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兩大目標的同一性,兩大進程的一致性。

  其二、講話中強化了“九二共識”的核心內涵,是“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這是尊重歷史事實、堅守原則立場的表述,也再次明確了:包含“國家統一”和“一個中國”兩大核心要義的“九二共識”,才是真正能夠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行穩致遠的政治基礎。

  其三,習近平總書記以海納百川的格局、開放創新的思路指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自1979年以來,祖國大陸形成並不斷豐富發展“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理論體系,但對於“一國兩制”的具體實踐,則一直在持續探索中。講話中所講的“五個充分”、“三個確保”,提出的“政治談判”與“民主協商”的主張與倡議,展現了開放、務實、包容的胸懷與開放創新的理念,指出了“兩制”台灣方案的基本方向,也提供了兩岸共同協商探討的空間。講話中特別指出“和平統一,是平等協商、共議統一”,就是兩岸共議如何實現統一、如何落實統一。

  其四是深化融合發展,兩岸“應通盡通”。習總書記在講話中提出“經貿合作暢通、基礎設施聯通、能源資源互通、行業標準共通”的新四通,在金門、馬祖同福建沿海“通水、通電、通氣、通橋”的小四通,以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這表明大陸將全面推出切實的舉措,全面落實“兩岸一家親”,推動兩岸經濟及社會生活的一體化進程,融合發展將貫穿於統一的整個進程。近兩年來兩岸關係的現實表明,大陸推動兩岸整合發展政策,順應了台灣民意對改善經濟民生的強烈期待,保證了兩岸民眾對交流的正常需求,照顧了台企台胞的切身利益,深化了兩岸社會經濟融合的程度,在現實中激發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動能。從根本上夯實了和平統一的社會基礎。

  其五,習近平總書記闡述了中國和平統一有利於世界和平與地區穩定繁榮。講話中表明了立場,即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事關中國核心利益和中國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來干涉。也展示了大國的責任與擔當,表明了中國的統一事業與世界和平的共同性與相容性。
  張仕榮:深入理解“1·2講話”需樹立四種意識

  “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這是習近平總書記2019年1月2日上午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講話中振聾發聵的宣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是指導新時代對台工作的綱領性文獻,必將對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產生重大深遠影響,為此我們認真學習講話精神,必須要牢固樹立四種意識。

  第一,歷史意識。國家統一的大勢符合人類歷史潮流,民族復興、國家統一是大勢所趨、大義所在、民心所向。1884年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的利益迫切要求德國徹底統一成為一個民族,衹有這樣才能把過去遺留的一切瑣屑障礙清除掉而掃清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較量的戰場。”近代以來,中國備受西方列強欺侮,國家幾近“瓜分豆剖”。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主席指出“人民所厭惡的國家分裂和混亂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鄧小平同志指出:國家一百年不能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說,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願望,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

  台灣問題的產生和演變同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命運休戚相關。台灣問題曾是中華民族的國殤,海峽兩岸分隔已屆70年。1962年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先生寫下了感情真摯沉鬱的詩作《望故鄉》,其中“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衹有痛哭”的懷鄉思國之情溢於言表,成為一曲觸動炎黃子孫靈魂深處隱痛的絕唱。

  回顧歷史,是為了啟迪今天、昭示明天。這是70載兩岸關係發展歷程的歷史定論,也是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第二,道路意識。中國國家統一的道路是曲折艱辛的,是與中華民族的復興進程相伴而生的。1949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中國人民始終把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作為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推動台海形勢從緊張對峙走向緩和改善、進而走上和平發展道路,兩岸關係不斷取得突破性進展。

   2014年11月14日,習近平在“習奧會”夜話瀛台時向美國總統奧巴馬指出,要瞭解今天的中國、預測明天的中國,必須瞭解中國的過去,瞭解中國的文化。當代中國人的思維,中國政府的治國方略,浸透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中國人民自古以來珍視國家獨立、統一和尊嚴。中國政府必須順乎民意,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維護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
  習近平指出,台灣前途在於國家統一,台灣同胞福祉繫於民族復興。中國夢是兩岸同胞共同的夢,民族復興、國家強盛,兩岸中國人才能過上富足美好的生活。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台灣同胞定然不會缺席。兩岸同胞要攜手同心,共圓中國夢,共擔民族復興的責任,共享民族復興的榮耀。

  第三,實踐意識。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同時,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要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1963年,周恩來總理根據毛澤東主席對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主張與思想,將中國共產黨對台政策歸納為“一綱四目”,這一對台政策可說是後來“一國兩制”思想的初步萌芽。鄧小平指出:“一國兩制”構想“要歸功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這個構想是在中國的實際情況下提出來的。”“一國兩制”既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最終實現祖國統一的基本方針。

  實踐表明,“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

  習近平指出,從根本上說,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是祖國大陸發展進步。2018年2月28日,國務院台辦、國家發展改革委等29個部門發佈《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許多人士稱之為“惠台31條”,在海峽兩岸引發強烈反響,對於台灣同胞率先感受到和分享到“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國”的尊嚴和紅利,並培育和增加台灣同胞與大陸的情感和利益聯結發揮了重要作用,體現了我們對台灣同胞一視同仁,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的民本理念。

  第四,底線意識。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強調指出:儘管海峽兩岸尚未完全統一,但中國主權和領土從未分割,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同時“台獨”是歷史逆流,是絕路,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展現了遏制“台獨”分裂活動的堅定意志,尤其指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願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因為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對兩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而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台灣同胞。

  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2016年以來,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阻礙兩岸關係改善發展,嚴重損害了台灣同胞的利益和海峽兩岸的和平發展。2018年2月28日,美國國會參議院全票通過了“與台灣交往法案”,其目的是利用台灣問題干擾和牽制中國發展,台海形勢一度緊張。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們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圖謀。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近兩年來,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海軍連續組織多架轟炸機、偵察機以及航母編隊成體系“繞島巡航”,錘煉了提升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能力,有效震懾了“台獨”勢力的分裂行徑。

  歷史不能選擇,現在可以把握,未來可以開創!衹要我們和衷共濟、共同奮鬥,就一定能夠共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美好未來,就一定能夠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樊吉社:台灣問題不再是中美關係中的沉默議題

  第一,在奧巴馬執政時期,由於中美關係相對穩定,兩岸關係相對穩定,台灣議題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中美關係中的一個沉默議題。中美延續在台灣問題上的基本共識,即不根本改變雙方在過去三十多年逐步形成並不斷調整的涉台政策,維持台灣問題的基本現狀。關於涉台政策的內容有各自官方陳述和各自解讀空間,兩岸也保持基本的默契共識。

  第二,這種狀況在特朗普當選後逐漸出現改變。特朗普執政之後,中美關係在多個層面面臨壓力和挑戰,在台灣問題上同樣如此。中美在台灣問題上曾有基本共識,但這個基本共識在特朗普當選後面臨新的挑戰。

  特朗普在2016年12月初與台灣當局蔡英文通電話曾引起中美關係的階段性緊張,2017年2月上旬特朗普總統與習近平主席通電話後重申“美國政府堅持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中美關係因為台灣問題的波動風險得以暫時化解。2017年6月底,美國批准了特朗普上任後首宗高達14億美元的對台軍售。

  第三,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安全團隊中親台力量增強。若干關鍵職位均有傾向於支持台灣、傾向於對大陸強硬的官員擔任。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現任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博爾頓屬於強硬派;國防部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薛瑞福親台;負責亞太事務的提名助理國務卿史迪威同樣不是溫和人物。

  第四,國會越來越成為台灣問題上的重要角色。這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國會更願意在台灣問題上發聲,並將其政策偏好轉化為立法;另一方面,行政部門不再像以前對國會行動進行約束,行政部門和國會從不同方面增壓台灣問題。

  第五,未來台灣問題應該置於中美戰略競爭常態化的背景下進行考慮。中美關係的狀態將從兩個不同方面影響台灣問題:一是台灣當局可能利用中美關係的緊張狀態從中漁利,包括拓展國際空間,強化與美國的關係,推進美台人員交流等;二是美國將台灣問題作為籌碼對中國施壓。在中美關係趨於緊張的時候,無論是台灣當局還是特朗普政府有關兩岸問題的行為都可能被視為蓄意挑戰中國核心利益。

  第六,台灣問題容易引發雙方較為強烈的國內反應,增加了事態升級的可能性和危機降級的難度;中美欠缺比較成熟的對話渠道,增加了處理台灣問題挑戰的難度。
  王鍵:結語

  今天各位在會上的發言雖角度各異,但都很深刻、獨到,特別精彩。謝謝大家。

  評論員簡介

  王鍵: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日本經濟史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日本經濟史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台灣經濟史博士後。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市公共關係研究院執行院長;學術兼職有:浙江海洋大學兼職教授、復旦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兼職教授等。目前主要從事日本、台灣、東亞區域以及海洋國際關係研究。

  王衛星:解放軍軍事科學院首席專家、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

  陳士良:上海市公共關係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張仕榮:中央黨校一國兩制與國家統一研究所所長、教授。國際政治專業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國際政治、台灣問題、能源安全。

  謝郁: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涉台事務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碩士,專業方向:台灣政黨政治,兩岸關係,大陸對台政策,台灣民情研究。

  樊吉社: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戰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法學博士學位,主要從事中美戰略安全關係、美國軍備控制、裁軍與防擴散政策以及中美關係研究。

  鞠海濤:國台辦海研中心副主任、國際政治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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