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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治
中評兩會專訪:王貴國談香港現今最大問題
2018-03-12 00:46:58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王貴國。(中評社 高映竹攝影)】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王貴國。(中評社 高映竹攝影)】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王貴國。(中評社 高映竹攝影)】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王貴國。(中評社 高映竹攝影)】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王貴國。(中評社 高映竹攝影)】

  中評社香港3月12日電(記者 高映竹)有論香港經濟不景氣已全面落後,甚至被內地趕超。同時,媒體報道內地和香港在愈來愈多的事情上產生誤解,矛盾重重。究竟香港發生了什麼事?未來港府應如何調整發展方向,維持香港原有競爭力?中央政府又應該以什麼樣的角度重新審視香港未來的角色?

  全國政協委員、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王貴國日前在接受中評社專訪時,直指現今香港最大的問題來源於市民內心的不自信與整個社會的不自信。“目前很大的問題就是政府太注重保護富人的利益。如果看看人大政協是什麼人在做,新進來的年輕人又是什麼人,情況就非常清楚。”他希望政策上能有一個比較大的調整:更多的傾向基層年輕人。他說,真正給予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讓他們看到前途,整個社會才會變得自信,兩地合作也必將更加順暢。王貴國還認為既然落差感難免,解決問題更重要。他盼望特區政府能做好實事,避免空談,提供機會給香港青年人更多了解內地好的思想,新的概念,跟上世界發展形勢。

  中評社對話王貴國,七問香港政經,專訪全文如下:

   十九大報告推進兩地互利合作 港須調整政策面向基層年輕人

  中評社第一問:習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全面推進內地與香港互利合作。您如何看待兩地融合發展的前景?

  王貴國:這涉及到很多方面,首先,互利合作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全世界都在合作,合作本身就是互利的,沒有理由說香港跟內地不合作,那麼怎樣合作?我認為,因為香港應保持自己在一國兩制制度之下的特點。但“保持特點”不等於“不合作”,也不等於排斥,抗拒來自於內地所有的好的思想,好的做法,或者合作契機。這需要區分:保持自己的特點,同時要積極合作。

  而現在恰恰最大的困難,就是香港社會有一種恐懼心理,恐怕萬一合作多了之後就會被同化。這是一個非常不自信的表現。一個非常自信的社會,不會懼怕合作。重中之重首先是要改變這種恐懼心理。
  中評社:怎麼改變?

  王貴國: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過去無論是中央政府也好,特區政府也好,大家更多強調的是社會精英和富人的作用,但其實香港這個社會更多的是由中下階層的人組成的,今後的政策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往基層社會,特別是向基層的年輕人傾斜,而不是把重點放在富二代、官二代、名人二代上。

  我們希望政府在政策上能有這樣一個大的調整,真正給予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讓他們能夠看到前途;因為如果年輕人能夠看到,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一步一步打造出某一個位置,實現某一個目標的話,他們會變得更加有信心,整個社會就會變得更加有自信。

  一直以來,政府太注重富人。看看人大政協是什麼人在做,新進來的年輕人又是什麼人,這個問題就很清楚。

  其實富二代也好,官二代也好,都不應該受到歧視。但政府在政策上可以做出調整,使整個社會的所有年輕人都有希望。這樣社會才有希望,類似這樣的政策調整建議也是我今年提案之一。年輕人的問題解決之後,兩地合作基本上不會有太大問題。

  很多人都說要解決年輕人的問題,但應該如何解決?在我看來對待年輕人,第一就是要愛護,第二是要引導。所謂的愛護和引導就是,怎麼樣自己教育自己的孩子,也就應該怎麼看待香港社會的年輕人,就夠了。

  中評社:那怎麼樣教育自己的孩子呢?

  王貴國:我們過去在教育方法上是有問題的。其實國民教育天經地義,無論哪一個國家都有國民教育,比如你要是加入美國籍,那麼首先就是讀一個小本子,只有讀通了,面試的時候能夠回答相關問題才能過關。如果回答不出,就不能夠加入美國籍。這說明什麼呢?國民教育是每個國家對國民最基本的要求。
  中評社:香港的國民教育如何才能更好地推動?

  王貴國:只要看看國民教育的教材,就可以發現它不是普通年輕人喜歡的教材。教育年輕人,就像我們教育自己的孩子。用什麼方法可以讓孩子不要整天沉迷於打機玩遊戲?家長說一千遍也不如自己帶頭不玩不看遊戲機,因為榜樣作用的效果更好。除了教育方法的問題,還有教材本身,即教材是否適合年輕人。

  我建議在這些方面可以借鑒其他國家的做法,包括內地一些外語院校的做法:一些外語院校的教材很好,不少外國學生來了之後都願意讀讀中國的歷史、學學中國的文化。但這不是說過度強調傳統文化,不能一講中國文化,就是傳統文化。傳統文化里的論語、道德經,年輕人覺得離他們太遠,也許人有興趣,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有興趣。

  中評社:那麼應該看一些什麼?
 
  王貴國:應該加入一些新文化元素。在海學聯兩會前的諮詢會上,我們請大家提一提自己的想法,其中有一位搞藝術的朋友就提到一個有關內地的當代藝術作品的事例。一些歐美人將內地的當代作品收藏了,然後從歐美輾轉再到香港,香港的年輕人覺得這些作品非常好,趨之若鶩。像這些內地年輕人創造的藝術品為什麼要通過第三國轉到香港呢?為什麼不直接來?年輕人與年輕人之間直接接觸不是更好嗎?恐怕這些今後需要考慮的。
 
   心理落差難免 解決問題需反思

  中評社第二問:1997年,香港回歸的時候是創造經濟奇跡的“亞洲四小龍”之一。如今,隨著內地經濟的飛速發展,這樣的差距越來越小,這或多或少給香港人帶來一定的心理落差,您怎麼來看這個問題?正如您剛才所說,香港社會有不少人對內地產生排斥甚至是恐懼心理,您認為,香港人應該如何來調試這樣的心態?

  王貴國:有落差是事實,經濟條件上的落差導致相互關係發生了變化。在這樣的事實面前港人心理上產生落差也是難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怎麼樣解決這個現實的問題則更加重要。
  中評社:那怎麼解決?

  王貴國:這不是兩三句話可以解決的,首先這涉及幾方面責任。首先中央政府、特區政府有責任研究這個問題,研究到底有哪些方式可供選擇來解決這些問題。要避免泛泛而談,比如說我們整天說年輕人教育問題,很多人都這麼講,社會就覺得年輕人真的有問題,但是講一千遍也沒有用,最重要的還是拿出措施來解決問題。

  其次還是回到我剛才提的,政府如何讓社會變得更加有自信。回到內地便會發現,你問一千個人:“覺得中國經濟未來怎麼樣?”幾乎每個人都會回答得很有信心。信心來自於哪裡呢?它來自於自己的經歷。

  中評社:您可以舉一個例子嗎?

  王貴國:有次出差南寧用滴滴叫專車。一位司機師傅送我去機場,半路我和他聊天,問他到了機場以後做什麼,他講到那兒看有沒有活兒。我問他你怎麼知道有沒有活。他答,“現在時代不同了,我們現在要用共享經濟。”

  開車的人都講共享經濟!從他口中說出的“共享經濟”四個字對我觸動很大。他提出一個觀點:“今天如果我單打獨鬥,事業是做不大的,我必須得和別人合作。” 我問怎麼合作?他說,“我加入了好幾個群,幾個群裡面大家都會互相告知哪兒有人需要車,我如果不在方便的位置,我就會通知別人。比如一個人打電話找我接活,但我現在正在去機場,沒辦法趕回去把這個活接過來,那麼我就會把這個活兒放在群上,讓其他人去做。別人也同樣這樣做,互相合作活兒反倒多了很多。”

  像這種想法,香港又有多少人會有呢?

  我們仔細想一想這概念其實看起來很小,但卻非常新穎。畢竟自己和車跑在去機場的路上,這時候城裡有個活兒,再跑回來也不知道趕不趕得上。如果司機一下說不行,那麼以後人家可能就不找他了,那麼現在人家找他之後,他把這個人介紹給其他司機,很可能另外一個司機在兩分鐘之內就可以把這個服務提供了。

  港府應該多一些培訓把這一類新穎的概念告訴香港年輕人,讓大家知道內地在幹什麼,整個世界在發生什麼變化。港府應該要跟得上世界發展的形勢。其次評估怎麼去引導年輕人。說到底我覺得港府還是要在政策上向基層年輕人有所傾斜,不僅僅是著重住房問題。
  中評社第三問:中央有關部門陸續出台了一系列便利港澳同胞在內地學習、就業、生活的政策措施,您如何評價這些政策措施?您認為,香港居民在哪些方面還需要積極爭取同等待遇?

  王貴國:過去在這方面中央政府、香港特區政府積極地做了很多工作,討論的很多,有些做了,有些沒做,包括香港年輕人可不可以參軍,可不可以考公務員等等。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有些事看起來很小,但蝴蝶效應會有很大的影響,

  比如在海學聯的討論會上一位科學家說他有很多學者朋友帶著專利到深圳創業。深圳非常歡迎這些人才,但同時在註冊公司等方面對境外人士又有很多限制。這是因為香港人是中國人,但也是境外人士,因此在組建公司的時候就會遇到很多限制。這些科技人員為了規避限制就會把部分股份讓內地合作夥伴代持。代持股份會導致很多問題,比如賺了錢後的見利忘義,又或者虧本後的借貸償還。其實我們對於外國人是會有一些限制,在某種程度也影響到了他們到中國投資的意願。但對中國人,對於香港的中國人來說,這種限制完全不應該。

  中評社:現在香港人最關心的是什麼?最擔心的又是什麼?

  王貴國:很多人到40歲後都會想到退休保障,包括相當一部分海歸,其中相當一批人已經退休回到內地。符合中國人所說的落葉歸根。他們家就在內地,有的人回了上海,有的人回了北京。但回去之後他們突然發現自己變成了三無人員,沒醫保、沒社保、沒房子,想買房子還限購。他們形象的稱自己變成了新北漂。他們說:我們要看一次病還得專程從內地跑回香港。像這樣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至於解決的方法,我想建議內地放開境外相關人士購買社保,醫保的限制,香港居民如果願意就可以買。
   避免香港邊緣化 中央、港府責任大

  中評社第四問:此前有部分觀點稱高鐵香港段有助於扭轉香港經濟被邊緣化,也有不少輿論擔憂香港如果不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將面臨被邊緣化的問題,您認為邊緣化是否成立?您如何看待這樣的觀點?

  王貴國:中國人有一句俗話叫做要想富、先修路。高鐵就是路,能夠縮短人流、物流所用的時間。在路上的時間被縮短了,接下來可以做的事情就多了。我們看到高鐵在內地已經很普遍,四通八達。這時候如果我們香港自己說我就是不坐高鐵,那其實是限制自己,不是限制別人。就像我們現在大家都用手機,如果我不用手機,偏用座機,當然也可以,但是當別人找你的時候找不到,幾次之後就不找你了。高鐵也一樣。別人兩個小時就可以相約,見到並面談,而約你要四個小時,為什麼要約你呢?

  時間就是金錢。至於說香港會不會被邊緣,從這些簡單的道理考慮就不是什麼太難懂的問題。所謂的邊緣化,就是別人發展很快,一直在往前走,你因為速度太慢跟不上,那只有在邊上看著別人發展。這就是邊緣化。

  香港是不是已經被邊緣化了,或者是將來會不會被邊緣化呢?我認為如果香港不思進取,那一定會被邊緣化。這不僅僅是針對香港,內地城市也是如此,任何一個城市如果不思進取,都會被邊緣化。

  中評社:您如何看待高鐵“一地兩檢”爭議?

  王貴國:高鐵一地兩檢這種事根本就沒必要討論,因為外國一直在這樣做。如果還需要討論這樣的事情,簡直是無稽之談,浪費時間。政府在處理這類事情上應該有明確的態度。

  媒體的責任也很重要。日前我讀明報一篇文章《制服團體﹕中聯辦促轉中式步操 惹‘去殖化’憂慮 青少年軍陳振彬﹕只協助非要求》。文章主要講制服團體出席活動,如參加紫荊廣場升旗禮等是按中式操步還是用英式操步?其實對很多人來說用中式英式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只不過一個形式而已。明報用的標題是“去殖化”。殖民主義從二戰後聯合國成立那天起,就受到國際社會的一致譴責。因此,去殖民化怎麼會成為一件“需要擔憂”的事情呢?媒體應該如何看待這樣的問題?同時文章也提到,制服團體的高層認為用什麼樣的(中式還是英式)步操體現的是那個制服團體的“靈魂”。如果步操的形式代表的是靈魂,那是什麼樣的靈魂?是“殖民化的靈魂”嘛?

  香港作為一個發達的社會,公民普遍受過良好教育,大家都看報紙,聽廣播,看電視。不管你的政治觀點是什麼,違反香港核心價值的話總是不應該出現的。香港的社會價值是什麼,肯定包括人權和法治。那殖民化符合人權嗎?殖民化符合法治嗎?什麼叫殖民化?殖民化就是一部分人是統治者,另外一部分人是被統治者。這大是大非的問題,政府應該站出來說話,而不是把這些問題交給普通市民去考慮。

  總之,我覺得中央政府有責任,香港政府也有責任,在兩地合作這樣一個大的課題上要多方面共同努力。
  中評社:對於香港經濟體發展來說,當前最大的挑戰是什麼?應該如何來應對這樣的挑戰?當務之急是什麼?

  王貴國:我們需要做一些實事。比如一帶一路是一個很大的機遇,香港怎樣可以參與其中?如果香港的企業想要參與應該怎麼做?可能大企業不需要政府的很多幫助,但中小企業是需要政府幫忙的,需要政府告訴機會在哪裡。

  特區政府可以通過制定一套機制和中央政府溝通,使香港的中小企業通過特區政府可以了解到一帶一路有哪些項目,在哪裡有項目,然後再評估自己可不可以參與。這其中應該有一個參與機制。一帶一路的參與者現在主要是國有企業。如果國有企業能和香港的中小企業合作,可能會做得更好。

  中評社第五問:最近這幾年,分離主義勢力非常活躍,我們注意到也有一些香港的青年參與其中,不論是雨傘運動還是立法會事件,亦或是前不久在中大發生的民主牆事件。您如何看待香港社會出現的這股現象?分析其背後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王貴國:分離主義勢力之所以出現,與過去社會過度容忍和錯誤解讀言論自由有關。

  中評社:那我們應該如何來遏制這股分離勢力的蔓延?

  王貴國: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社會,言論自由都是有限制的,都是有限度的,從來沒有百分百的言論自由的社會。學校校長,特別是大學校長、中學校長有責任弘揚正氣,有責任告訴年輕人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不正確的,而不是放任自流。

  在香港搞“獨立”、搞分裂到底合不合法,是否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政府應該有明確的態度,政府資助的學校也應該有明確的態度。浸會大學也好,中文大學也好,都是當他們的校長表態以後,其他的人才說話。如果校長沒沒表態,其他人說了也沒用。公立的學校,由納稅人資助的學校,政府有權力也有責任告訴它們,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這不是對學術自由的干預,絕不能把學術自由無限放大。
   香港需按本子辦事 政策向基層傾斜

  中評社第六問:習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您如何理解習總書記這裡所提到的“有機結合”?維護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二者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樣的?

  王貴國:簡單來講,這就是一國和兩制的關係。

  一國不是空洞的概念,兩制也不是空洞的概念。一國是有實質內容的。內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對特區的管治權。過去,特別是在回歸之初,中央政府在很多方面都放棄了對特區的管制,包括對特區司局長的任命。中央政府應該按照程序,由特首上報,中央政府決定同意或不同意。這樣做具有透明度,也是行使權力。關於兩制,香港在基本法下應該享有的權利都是要保證的。我們講按本子辦事,按什麼本子?就是基本法。

  中評社第七問:習總書記上任以來,多次發表對港講話。香港回歸二十周年時,習近平在訪港時也提到,香港一直牽動著他的心。您對此有何感受?

  王貴國:習總書記7月對港的講話我聽了很感動。習總書記在新年致辭時也講到,他首先想到的是貧困地區的人民,所以他去了大涼山深處。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是,他很關心一般的老百姓。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希望中央對港能夠更多地從政策上向基層傾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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