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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觀察
社評:民主協商 “破題”兩岸政治談判
2019-01-10 00:01:57


【習近平主席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週年紀念會上提出了實現和平統一的五項主張(中評社資料照)】

  中評社香港1月10日電(評論員 束沐)1月2日,習近平主席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週年紀念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回顧總結了70年來兩岸關係發展與祖國統一大業的歷程與經驗,提出了實現和平統一的五項主張。這是一篇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推進國家統一的綱領性文獻,具有重大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連日來,兩岸各界輿論、專家學者、社交媒體對講話展開熱議,島內各政治勢力、政治人物也對講話做出回應。截至目前,綜合兩岸輿論針對“習五點”的分析解讀,可以將各界主流觀點歸納為兩個方面:

  第一,講話既體現了大陸對台政策的一貫性,也突顯出新時代對台政策的創新性,不僅清晰明確地表述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九二共識”的核心內涵、絕不容忍任何“台獨”分裂活動的堅定決心,也創造性地提出了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倡議舉行政治協商、兩岸融合先行先試等重要主張。

  第二,講話標誌著大陸對台工作、兩岸關係發展與祖國統一進程邁入嶄新階段,統一前景日益臨近,統一路徑日益清晰,實現統一的國際形勢日益有利,大陸方面全方位主導統一進程的勢頭也日益明顯,“習五點”的提出將加劇島內政治版圖與統“獨”力量的分化重組,兩岸關係的內外環境也將隨之出現深刻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各界著墨較多的也是最常被提及的“亮點”和“重點”,莫過於習主席在“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段落中的鄭重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

  之所以上述主張被認為是這篇講話中的亮點和重點,首先是因為習總書記在這裡用了“鄭重倡議”四個字,分量之重,值得各方認真思考理解。與此同時,兩岸智庫學者也對這一倡議進行了深入解讀與分析,總結起來大概有以下三點:

  一是認為大陸方面倡議推舉兩岸各黨派、各界代表性人士展開民主協商,旨在搭建兩岸政治對話的制度性平台,意味著大陸願意直接面對島內各界民眾,體現了“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精神,不再寄希望於當前執政的民進黨當局,這是方法論上的重大創新。

  二是認為大陸方面鄭重提出民主協商的倡議,是新時代推動國家統一路線圖進一步清晰、明確、成型的象徵。“習五點”所擘劃的統一路線圖,體現了“頂層設計”與“基層試點”的辯證統一,“基層試點”指的是金馬與大陸沿海地區“新四通”與公共服務共享的先行先試,而“頂層設計”的主要體現就是通過民主協商推動政治談判、解決長期困擾兩岸關係發展的根本政治問題。

  三是認為大陸方面提出有關兩岸推舉代表進行民主協商的鄭重倡議,既具有創新性,更具有歷史傳承性。如有觀點分析,前有1948年中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提出“五一口號”、邀請各黨派民主人士召開新政協會議,後有1985年代中央政府籌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可見此次大陸方面的倡議都能找到這些“歷史的影子”,故有學者建議設立“和平統一委員會”推動簽訂和平統一協議。

  在上述解讀、分析之外,事實上,關於“民主協商”這一重大倡議,還有一些弦外之音值得特別留意、思考。因為在大陸的政治體制與民主政治發展中,“民主協商”還具有著更加宏觀、深刻、豐富的歷史價值、現實意義、理論內涵與實踐經驗。大陸方面提出民主協商這一倡議的特殊意義,從“歷史”和“現實”兩個層面可以歸結為兩點:

  從歷史層面看,“民主協商”在中國近現代史的特殊歷史時期都發揮了關鍵而重要的作用,特別是決定國家統一、建立新的憲制秩序的重大歷史關頭。1946年1月,國民黨、共產黨、民盟和無黨派曾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通過《共同綱領》。由此可見,作為民主協商平台的政協,在“舊中國(中華民國)”與“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扮演了承上啟下的紐帶性、兼容性角色,對今天我們推動兩岸政治談判、解決當前兩岸政治問題、結束兩岸政治對立具有啟示作用。

  從現實層面看,作為近七十年來“民主協商”的制度實踐,“協商民主”成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不僅與“選舉民主”相互補充、相得益彰,也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中“以和為貴”的精神,是中國人民在結合自身國情的民主實踐中走出的新道路,為人類政治發展做出了新貢獻。“習五點”中“兩岸的事應該由家里人商量著辦”,中共十九大報告有關協商民主的段落中也提及“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諦”,可見“商量”二字正是體現出了協商民主的精髓和要義。

  綜上所述,理解“習五點”中提出的以民主協商方式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不僅要將其視為未來兩岸解決政治問題、推進政治談判的路徑、平台與可行的制度安排,也要結合協商民主本身的價值內涵進行理解和把握。過去,在談及兩岸如何通過談判結束政治對立的問題時,有學者曾建議,兩岸當局或授權團體可先通過平等談判達成協議,再經由各自相應程序予以確定、實施,但島內主要政黨均提出以“全民公投”為藉口設置了高門檻,讓兩岸政治談判束之高閣、裹足不前。而“習五點”中有關民主協商的重大倡議,就是今後兩岸解決政治問題的“破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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