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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觀察
王英津:設計“兩制”台灣方案需考量五要素
2019-01-11 00:13:51


【(图片来源:网络)】

  中評社北京1月11日電(作者 王英津)習近平總書記在1月2日的講話中提出要探討“兩制”台灣方案,於是如何具體落實這一任務,就成為了大陸學界和政界未來較長一段時間的一項重要任務。筆者認為,設計未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必須考慮以下五大要素,具體包括:

  第一,確保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根本原則。

  習近平總書記在這次講話中指出,“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這句話,其實也是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時必須遵循的根本原則,其旨在確保兩岸統一後,中央政府能夠對台灣地區行使有效管轄。未來兩岸統一之後,必須確保國家整體安全、中央在台灣地區的主權行使、以及未來兩岸雙方的發展利益。套用中央在治理香港問題上的一句話來說,就是實現中央的全面管轄權與台灣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學界和政界必須在確保這一原則的前提下來研究和設定台灣的高度自治權,這也是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前提和基礎。這是一個不容談判的原則,未來的“兩制”台灣方案必須在這一原則下設計。

  第二,習近平關於三個“充分”的論述是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基本遵循。

  習近平總書記在這次講話中指出,“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此亦即習近平總書記關於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時必須遵循三個“充分”的論述。這三個“充分”是今後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根本指針和基本遵循。具體而言,第一個“充分”主要是針對台灣有區別於港澳的歷史背景、現實因素、“主體性”形態等。香港和澳門分別有“一國兩制”的香港方案和澳門方案,台灣與香港、澳門的情況有所不同,故需要有別於香港方案和澳門方案的台灣方案;第二個“充分”是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不是大陸單方面的制度設計,並將結果強加於台灣方面的“粗暴方案”,而是積極鼓勵台灣同胞共同參與、兩岸人士共同建構的雙邊共享安排。未來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應當是在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的基礎上所形成的一個共識性方案。第三個“充分”體現了大陸的“暖心”,因為大陸體量大、人均GDP不高,有些台灣民眾擔心統一會使自己的利益受損;也有人擔心兩岸統一會使台灣自由民主會受到限制;等等。針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此做出了承諾,旨在讓台灣民眾放心。所謂“感情”問題主要是指多年來台灣當局一直以“國家”符號來治理台灣,台灣民眾對這套符號已抱有感情。今後如何處理,取決於未來兩岸雙方的協商,但不論結果為何,其前提必須是不損害中國的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第三,20世紀80年代大陸官方對台灣方面的承諾是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重要參考。

  既然先前的大陸領導人曾在公開場合就“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施方案對台灣方面做出過承諾,大陸學界在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時,就應在一定程度上遵循這些承諾。但是,遵循承諾並非意味著原封不動地照搬承諾。我們要看到,這些承諾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時過境遷三十多年,如今不論是中國大陸的發展局勢還是台灣島內的政治生態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兩岸力量對比出現了根本性、結構性的逆轉,香港“一國兩制”實踐也給大陸未來治理台灣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教訓,加之國際社會的複雜多變。考慮到這些,我們認為,鄧小平先生當年關於“一國兩制”台灣方面的構想,並非完全適用於現在,未來設計台灣方案時不能無視以上變化而照搬原承諾。筆者認為,未來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時,對於鄧小平先生的先前“承諾”,我們只能與時俱進地“參照”,而不能原封不動地“依照”。

  第四,二十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經驗教訓是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重要實踐資源。

  在香港回歸以前,“一國兩制”不僅是中國對區域高度自治模式的重大探索,也是世界上不曾有過的破解國家統一難題的首創性制度安排。二十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給我們設計台灣方案提供了有益的經驗,但無法回避的是,香港方案中曾因個別制度設計的瑕疵而給後續“一國兩制”實踐帶來了一定的消極影響。這些問題在未來台灣方案的設計中必須有意識地予以防範和避免。筆者認為,凡是不利於中央有效行使全面管轄權的制度安排,中央應堅決一律予以改造或捨棄,不能在台灣的“一國兩制”實踐中再重複出現類似香港的疏忽。筆者在深入研究後,總結出了12個方面,有待另外辟文展開論述。

  第五,國外處理中央(或聯邦)與高度自治地區的經驗教訓是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必要借鑒。

  二戰以後,民族國家大多面臨如何處理國家的整體統一性與地區差異性之間關係的問題,並設計了種種制度安排來解決二者之間的矛盾。從近十幾年的國外實踐看,西方國家先前的制度安排也遇到了挑戰,尤其是早發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紛紛出現公投型分離主義的問題,譬如,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分離、英國的蘇格蘭分離等等,這些案例反映出二戰以來,西方國家解決中央與高度自治地區關係的傳統模式出現了問題。為此,我們必須要有國際視野,通過比較政治研究,梳理、總結與汲取國外處理中央(聯邦)與高度自治地區權力關係的經驗教訓,以便我們在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時予以參考。

  總之,“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設計是一個複雜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儘管積極歡迎台灣各界代表性人士參與設計,但最終方案的形成還是取決於大陸方面。一般來說,未來大陸實現統一的方式、兩岸力量對比變化、兩岸政治談判的成效、大陸對統一後治理有效性的評估、“台獨”勢力的消長狀況、以及台灣社會對於統一的態度等等,這些因素都將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大陸官方對兩岸統一問題的研判,進而影響未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設計。未來結果如何,亟待兩岸志士共同努力。

  (作者王英津,中國人民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發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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